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柏杨先生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
与鲁迅生活的年代相比,柏杨先生生活的时代更为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更容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更也容易感受;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一般人对西方的理解没有现代的人了解得那么多,我认为,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所提示的那些所谓丑陋行为,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还丑陋吗?中国人的那些所谓丑陋,难道没有任何价值吗?
乱扔瓜皮纸屑,随地大小便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男性,或多或少做过的事。没有正常的成年中国男女会在公共场所随地大小便(精神不正常的人和小孩除外),特别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尤其有异性在场)随地大小便。有谁见过人被一泡尿给憋死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还憋着那泡屎,憋出个什么病来怎么办?不管是乱扔瓜皮纸屑,还是大小便后不冲水,都不能说中国人丑陋,说有上述行为的中国人就丑陋的人,不是对中国历史不够了解,就是已经完全被西化,已经异化了的中国人。
不同的生活方式本来无所谓先进落后,文明与愚昧之分。只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自信被西方的坚船利炮给压得粉碎,于是开始向西方学习。从技术到管理,从思想到生活方式,全部向西方国家学习,一开始是向西欧,后来是日本,再后来则是苏联,现在则是向美国学习。
我并不反对我们向别人学习,但是我们不能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自己的行为;特别是不能用西方的国家的那套标准体系,原封不动地作为衡量中国人现在一切行为的标准。在红灯没人过的情况下,自己又有急事,为什么就不可能闯?在这种情况下,闯与不闯有多大区别?我们不是讲时间边际效益的最大化么?
什么事都应该讲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什么事都有阴有阳,有一般情况就一定有特别情况。一般情况下的标准,拿来衡量特别情况下的行为,一定会出现偏差。
柏杨生活批判的那些中国人的所谓丑陋行为,都是依据西方标准。比如他说,在外国的中国人,喜欢三五成群在一起喝酒,喝到半夜三更还是大声喧哗,把邻居都吵醒了,或者吵得邻居都睡不着。那个地方的外国人都搬走了,最后搬来住的都是中国人。很明显,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的那种行为很丑陋。可是仔细想想,如果在中国,三五个好友在一起不热闹一下,那还有意思吗?那还是中国人吗?柏杨先生明显的是在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人的行为。如果我们用中国人的标准体系来衡量美国人或其他西方国家人民的行为,同样会发现他们很丑陋。即使是最具普世性的标准,在也应该具体考虑得被衡量国家的具体情况。
为柏杨先生所不齿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人喜欢插队。难道中国人就没有排队的文化?就没有排队的习惯?翻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我们不难发现,古代中国很多著名将领带领的部队,纪律就非常好,队伍就非常整齐。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不排队,有中国人特殊的原因,这是中国特殊的文化,特别的历史形成的。用《万历十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的思维来看,就是大历史观下的中国排队现象。幅员辽阔,熟人社会,讲究对特殊人群的照顾等原因的合力是形成中国人不排队的原因。
如果用中国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人的行为,如果考虑到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各种原因来看中国人的行为,我们就不会觉得中国人丑陋。并且我深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恢复,中国人的很多标准体系倒有可能成为普世性的标准,那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说中国丑陋了。